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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亡之秋：甲申国变纪事》 刘鹤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明史·神宗本纪》在讲述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一生后，曾评价道：“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在当时人们的总结中，万历朝可谓是明朝国运滑坡的节点。后世史学家随着研究更加深入，在明中期就发现了各种末世之兆，那时明朝或走了国运或依赖能臣名将总之挺了过来，甚至中兴有望。但很快明朝就跌入了更大的漩涡，不可自拔，在朝堂内外一片混乱。明史学家孟森在《明史讲义》中也指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于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在万历之后的泰昌、天启、崇祯三朝，明朝从穷途末路到土崩瓦解，这段时间也是明朝二百多年来，灾祸最多异象最频繁的时期，那时的人民都能感受到这种灭亡的末世感。
“天启朝灾祸遍地”“崇祯朝鬼妖横行”成为明末一种特殊的政治景观，这种局面既是一种末世人心的扭曲，也是弥漫在国家中不安的恐慌。面对这种局面，士大夫们只能一遍遍地空讲义理，重申道德建设，给不出切实可行的稳定措施。他们在与阉党的斗争中，借社会的不安情绪谣传鬼神之言打击对手，反而在斗争中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财政困局、政治失序、官场腐败、灾异频仍、社会风气畸变……晚明的种种异象，都让人感觉灾祸即将到来。历史学者刘鹤就以这段时间发生在明王朝的各种奇异事件入手，展现晚明社会呈现出的末世焦虑与担忧，并以“天”“地”“人”“神”“鬼”五个关键词汇聚成《天亡之秋：甲申国变纪事》一书，用故事般的口吻讲述这些事件背后的不安，以及对明朝发展的深层影响。
展开剩余80%未解的爆炸之谜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1626年5月30日），北京内城西南角的王恭厂发生了一起超自然色彩的大爆炸。这天，忽然从西南方向传来一声闷雷似的轰响，逐渐向东移动。突然一声巨响，王恭厂方圆十几里顿时涌起漫天的灰土，紧接着天色便昏暗下来，不一会儿就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人们只觉得大地猛烈震撼，数万间房屋轰然倾倒，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爆炸的动静连距京城三百里外的遵化城都听得见。幸存者、目击者将自己当时的见闻记录了下来，《明季北略》中就记载：“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数万间，人数万计”。爆炸发生后，地面上随处可见的是倒塌的房屋、散落的尸体以及无数的伤员。极为恐怖的记载在时人的笔记中比比皆是，《颂天胪笔》记载：“巨石从空飞注如雨，男女死者以数万计，驴马鸡犬皆尽断臂、折足、破额、抉鼻者，枕藉街衢咸满。”石驸马街重达五千斤的大石狮子被掀出宣武门外，木头房柱更是被震到了密云，京城的老百姓更为恐惧的是爆炸后惨状造成的心理阴影。“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头，纷纷而下。”
王恭厂本属于工部，是制造火药枪炮的地方，日常还存有大量火药。皇帝出于对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便让宦官监管王恭厂，到了天启年间，因为战事频繁王恭厂储存了远超前代的火药。宦官嚣张跋扈，又没有兵器制造的常识，这让双重领导的王恭厂管理混乱不堪。传教士汤若望就曾提出，制造枪械盔甲需要用火锻造，储存火药又要远离火源，这两个地方竟然都在一起，发生安全事故是早晚的事。再加上年初北直隶的瘟疫，入夏后京师的大水，江北、山东的大旱蝗灾，人们在天人感应的传统思想中都认为正是明王朝的昏暗、皇帝的昏庸而惹怒了上天，故而降下这场大爆炸。
电影《绣春刀Ⅱ》中金士杰饰演的魏忠贤形象
魏忠贤作为权倾朝野作恶多端的宦官，也被王恭厂的大爆炸吓到了，他既害怕作为搞乱明朝政治的祸害而遭到天谴，又害怕作为宦官的领袖监管王恭厂难逃罪责，所以他对反对者极为敏感。灾后司天监周司历启奏：“地鸣者，天下起兵相攻，妇寺大乱。地中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这“妇寺大乱”说的就是客氏与魏忠贤专权乱政，对自己惴惴不安的魏忠贤听到后大怒，将周司历活活打死。内心不安的魏忠贤开始大肆屠戮士大夫，这也让之前态度不明，甚至是那些政治投机攀附阉党的士大夫，产生了兔死狐悲的焦虑，逐渐使他们走到了魏忠贤的对立面。
因罪得赏的魏忠贤
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永光有代表性，属于政坛中的大多数趋利的中间派。他和东林、阉党都有过合作，不站队，借党争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他和魏忠贤关系更近，算是有话语权的大臣。这样的人在王恭厂大爆炸后递上了《备陈修省之实疏》，依照“上天垂戒”的思想对朝政展开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指出司礼监侵占内阁票拟权的事，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魏忠贤。
天启皇帝虽然也被王恭厂爆炸所震撼，对天谴论和“修省”的建议只是答复“知道了”，皇帝对王永光的其他指责进行了辩解，尤其是替魏忠贤说话，让人们摸不清皇帝是文化水平低没看懂还是有意偏袒魏忠贤。王永光随后上了一封言辞更为激烈的奏疏，直接指出了天启皇帝对关键问题的回避，而这次天启皇帝都以“知道了”三字应付，他鉴于王永光的地位以及朝堂上气势汹汹的问罪态势，不敢发火，但这三个字足以说明了他的态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熹宗悊皇帝御容（天启皇帝坐像）
包括内阁首辅顾秉谦、大学士冯铨、兵部尚书王永光等人这些在朝堂上被视为阉党的文官，此刻也与魏忠贤切割，试图说服皇帝，让失控的朝政重新回到文官政治的正常轨道中。这些人本来只是想借着魏忠贤打击他们的政治对手，寻求政治庇护，但当阉党借此深入朝堂政治，他们发现自己只能被阉党摆布，违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恰恰王恭厂大爆炸强有力地支撑了天人感应这一传统儒家理念，这些本来中立的大臣也都压不住火了。
在民间，如此大规模的爆炸发生在京城人口稠密的地区，最后的勘察报告只说有五百三十七人伤亡，房屋倒塌一万九百三十一间。明眼人一看就不对劲，这爆炸难道是发生在一片空房子中么，这样的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比例，显然数字对不上。但这事还就真的瞒报过去了，朝堂上无人公开质疑，前面说的王永光等人也未发一言。对于文化程度不高、一心玩乐的天启皇帝，瞒报灾情麻痹了他对爆炸的认识，打消了他的担忧和因严重程度而掀起的反对声势，一看灾情没那么重，便继续让宦官们处理，也就动摇不到魏忠贤的地位了。
无论是朝臣还是民间，都希望皇帝远离佞臣，重振朝纲，他们认为是魏忠贤和客氏蛊惑操纵了皇帝，让皇帝沉迷于享乐。他们不了解的是，童年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天启皇帝，虽然在东林人士的拥戴下继位，但士大夫集团的高道德标准和制约，让皇帝与他们始终保持着距离。
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模范皇帝显然不是天启皇帝想要的，士大夫们天真地以为自己护下的皇帝本质是好的，但他们不明白如果这个皇帝就想当个昏君呢，而自己昏得心安理得的前提就是有魏忠贤、客氏这种人在前面挡着。所以，当皇帝搁置了大臣的抗议反而因“扑灭雷火有功”而赏赐魏忠贤，士大夫们只能感到莫大的侮辱，感到自己的热血忠心被愚弄了。
民间的奇闻怪谈
人们对朝廷的失望总有一个临界点，晚清时期，这个临界点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发现几十年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浮华的亚洲第一就这样被日本击垮了，而后人们开始寻求实质的改革，直到诉诸武力推翻清政府。而如书中所说，晚明时期，这个临界点就是王恭厂大爆炸后的一系列举措让人们对明朝彻底失望。
王恭厂大爆炸发生后的半年内，上疏抗议的大臣们陆续以各种方式被赶出权力中心。替换而来的是对阉党言听计从的爪牙，想借天人感应解救的“东林七君子”，除了高攀龙外，其他六人全部被杀，士大夫们的抗争以失败告终。但在民间，民众却用另一种特别的方式继续反抗。
当时民间流行的报纸《天变邸抄》，就说在王恭厂爆炸前“鬼火见于前门之角楼，青色荧荧如数百萤火。”爆炸当天“哈哒门火神庙庙祝，见火神飒飒行动，势将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爷，外边天旱，切不可走动。’火神举足欲出，庙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间，而震声旋举矣。”民间消解了大爆炸的严肃性，反而用神鬼做注解，表现出一个异化的世界。这些叙述回避了爆炸背后的问题，而异象则满足了大众的娱乐性，至于这些异象该如何解读，这里的空间就很大了，至少难以让官府追责。
书中以时人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解析当时人们心理的转变。一开始人们将异象的矛头直指魏忠贤，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解读对象也从魏忠贤扩大到阉党，而最后转向了明王朝本身怎样申请杠杆炒股，从上天的提示到气数将尽的预兆。各种异化描写的书籍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补充这些异象的合理性，千丝万缕逐渐与明王朝与朱家与昏暗的政治联系起来，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大明要完了。政治上士大夫群体的失望演化为自私自利尸位素餐，而民间则是在破罐子破摔中滑落到绝望和愤怒。这样的心理过程在王恭厂大爆炸这一事件的发展中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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