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政治活动家瓦尔达斯·巴特克维丘斯11月11号来到乌克兰武装部队占领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苏贾。在向乌克兰军人移交了一辆用立陶宛人捐款购买的汽车后，巴特克维丘斯来到纪念苏联红军功绩的二战纪念碑，他当众小便并高喊羞辱苏联的口号。

桓台县的县长、八路军县大队的大队长相子正，在听说了胜田一男的罪行后，决定为民除害。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占据河南地区的大军阀朱温（全忠）胁迫皇驾东迁洛阳，同时下令折毁长安的宫室庐舍，居发按籍迁徙，遂使两代帝都、300年繁华的长安城化为一片丘墟。

从此，长安废不为都，关中作为全国政治重心的历史也一去不返。

史念海先生指出：导致中国古代都城萧条与破坏的因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政治变化的作用，二是战争的冲击，三是自然条件的变化，四是民族关系的影响。本文循此宏议，由表及里叙述唐长安城毁灭的时空过程，并从历史地理角度考察这一历史巨变的深层原因。

01

导致长安城毁灭的直接原因，是唐末关中地区持续不休的战争与动乱。而关中战乱又是当时全国各地“群盗蜂起”，藩镇攻夺这一广阔历史背景的典型缩影。

从时间上看，自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冬十二月黄巢义军进据长安，到天元年（904）正月朱温胁迫唐昭宗东迁洛阳，仅有23年时间，就先后经历了唐军围攻黄巢义军、专权宦官田令孜致乱、河东李克用与岐华三帅之争、岐汴（李茂贞与朱温）之争等旷日迁延的兵火之灾。其间僖宗曾一幸成都（今四川成都），两奔兴元（今陕西汉中），数至凤翔（今陕西凤翔）；昭宗曾一遭幽囚，两被劫持，两度出京避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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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动荡，国运飘摇，皇驾播迁如此，更何遑论齐民百姓之安宁死生。从空间上看，这20余年战乱之兵火所及，东起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西到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北殃（今陕西彬县）、宁（今甘肃宁县）、坊（今陕西黄陵）、（今陕西富县），关中府州，无一幸免。而与关中地区毗邻的河东、河南、山南、陇右以及剑南诸道的部分州县，亦被其祸。

从唐末关中及其相邻诸道藩镇割据的地理分布与力量上看，关中东部的华州为韩健所据，至乾宁四年（897）又兼有同州之地；西部的凤翔镇先后李昌符、李茂贞任节帅，至景福二年（893），李茂贞据有凤翔、兴元、陇秦、洋州等15州之地，势凌皇室，颇有问鼎之志；西北部的宁镇先后由朱玫、王行瑜任节帅。此三镇地近长安，最易劫持天子以令诸侯。然而，由于河东李克用的沙陀骑兵骁勇剽悍，河南朱温力量强大，形成牵制之势，李茂贞等人未敢公开逆行篡夺。

但当昭宗乾宁、光化间朱温与李克用忙于争雄相斗，不暇多问关中之际，李茂贞、韩健遂得横行无忌，一再举兵犯阙，谋行废立。

至天复元年（901），朱温所据之地，西自蒲（今山西永济）、陕（今河南三门峡西），东至大海，南距淮水，北到黄河；河北诸镇亦皆服属之。而河东李克用势弱地削，一时难能与其争锋。于是，朱温乃西向关中，迎驾问鼎，图谋篡唐自立。李茂贞虽然先行挟持昭宗至凤翔，但却无奈朱温兵势强大，相斗年余，战败求和，奉皇驾还京。而朱温之根基在潼关以东的汴州（今河南开封），洛阳属其势力范围，是故胁迫昭宗东迁，其势已如箭在弦上，引满待发。

02

长安城自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开始建筑，至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外郭城修筑完工，历经70余载，先后6次工役。其东西长9700余米，南北长8600余米，周长约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外郭城北连的禁苑，东距河，北枕渭水，西包汉长安故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

城内皇宫宏伟，殿堂壮丽；里坊市城，布局严整。当唐朝鼎盛之时，长安人口号称百万，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都城。

然而，这座凝聚着建筑工匠天才智思和无数钱财民力的繁华帝都，却在唐未短暂的20余年间，先后遭受近10次的兵火之劫，毁为一片废墟。

03

唐长安毁灭与关中京畿地位丧失的更深层原因，主要在于经济方面。

在生产力低下，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统一王朝的都城（政治中心）一般要与经济重心（富庶地区）相重合。是故以唐末五代为转折，都城开始东移南迁。换言之，即自秦汉以来关中的区位优势，历经千年沧桑，已经改观，而其区位劣势——“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日渐明显，不可逆转。

审视唐末朝廷之情形，最窘迫者，莫达于缺乏劲旅和匮乏钱粮二端。是故南衙北司，迭相矛盾，各引藩镇以自重，皇帝势同傀儡。唐末诸帝之懿宗、僖宗皆姿性庸下，荒淫奢侈之君，固不足为论。而昭宗虽属贤主，且力图振作以号令天下，惜乎国家倾颓势同日暮，已是狂澜难挽，回天无力矣。

回溯历史，当西汉初年刘邦在定都问题上犹豫不决时，留侯张良赞成齐人娄（刘）敬“都秦地”之献策，以为“关中左崤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金城千里”，是从事军攻守上权衡关中四周的山河形要：“天府之国”则是从经济上评价关中———农业生产基础雄厚，开发时间早而程度高，其人力、物力、财力均可支持国都的存在。然而，美中不足者，还需“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即仰仗于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粮食供给。核实而论，关中地区的这一缺憾，早在战国后期已经显露，当时的对策，一是修栈道通巴蜀以运粮，二是在关中开渠灌田以增收。秦统一六国后，又从关东大量运粮。

降至唐代，江淮流域的经济富庶已呈赶超黄河中下游之势。如人口分布状况，盛唐时为“北重南轻”；到元和年间已是“北轻南重”了。史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时每年漕转20万石；玄宗开元末年漕粟多达400万石。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因战争破坏，经济衰败凋敝，朝廷财赋仰赖于东南八道（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湖南、福建），京城局势之稳定，和从江淮至长安的漕道畅通与否，息息相关。

如贞元二年（786），连接江淮与黄河的汴河漕路因藩镇跋扈而不时梗阻，京师缺粮，禁军骚然，会有3万斛米运至陕州，德宗闻报，情不自禁谓太子道：“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然而，自江淮之地逆水转漕，颇多艰难，一是航道曲折绵长，须待水势涨落，势必周期迁延；二是黄河上有三门峡谷和砥柱之险，渭水又因河道迂曲且深浅不一，漕路不畅，尤耗费用。为此，唐朝先后负责租庸转运的官员使臣如裴耀卿、韦坚、刘晏等辈，多方设计，成分段漕运，节级设仓，水陆结合；或疏浚汴河、漕渠（关中东部），畅通漕路，以增运量。但糜耗浸广，“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

真可谓惨淡经营。

04

唐代转运东南财赋北上关中的交通线，还有江汉运道。即江淮租赋溯汉江而上，转输长安。史载“肃宗末年，史朝义分兵出宋州（今河南商丘），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代宗时）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勾当度支转运盐铁使，江淮粟帛由襄汉越商于（今陕西商洛丹江中、下游地区），以输京师。

这条运道虽较之淮运路程为近捷，却也是溯流而上且需翻越秦岭，仍然艰于转输，故而此道多为官私行旅所取用。

审度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百余年不已，而唐朝国命犹能存续者，赖江淮之财赋支持也；而江淮财赋之转输入京又赖汴河、江汉运道之畅通也。如此形势，若遇天灾兵祸，则长安的经济供给便顿显窘乏。

史载黄巢起义平定之后，天下局势已是藩镇自擅兵赋，相互攻夺，惟力是视，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前述唐末关中战乱期间百姓流离，农事荒废，粮食奇缺，官军动辄焚掠，便是具体说明。

黄巢失败后，秦宗权于蔡州（今河南汝南）称帝四年（885- 888），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方圆千里，咸遭寇掠。其后三年（888- 901）是朱温击败李克用等，在中原地区扩张势力。

再后三年（901- 904）是朱温西入关中，击败李茂贞，挟持天子东迁。10年之间，天下无宁岁。如此形势，对于苟延残喘的李唐朝廷，犹如雪上加霜，其灭亡已是计日可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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